在淮海战役战死或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有好几个都对郭汝瑰心存怨恨，那个举枪自尽的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，临死前还对着“总统府少将参军”、战地视察官李以劻抱怨：“作战厅郭汝瑰、许朗轩、张宗良等人作出这样计划来，使人伤心。大军作战，随时变卦，动摇军心，影响士气东莞配资平台，难道他们不知道么？”
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的实际指挥官、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更是怒气冲天：“蒋介石、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（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，人又矮小，所以我称他小鬼）的摆布，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。（本文黑体字，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·淮海战役》）”
杜聿明先败于辽沈，再败于淮海，却把责任都推给“国防部”第三厅（作战厅）厅长郭汝瑰，未免有些强词夺理：当年国民党高层懂军事的人也不少，如果郭汝瑰制定的作战计划不“完美”，怎能获得老蒋、陈诚、顾祝同等人的认可并在最高军事会议上被批准？如果杜聿明按照郭汝瑰的既定路线逃跑，而不是自作聪明地“另辟蹊径”，会全军覆没成为俘虏吗？
我们细看相关将领回忆文章不难发现，郭汝瑰在制定计划的时候，实际是给杜聿明留了一条活路的，但正所谓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投”，杜聿明打心眼儿里对郭汝瑰有抵触和反感，总想跟郭汝瑰拧着来，结果一头扎进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布下的口袋阵。
杜聿明这个堂堂的“剿总”中将副总司令，应该着眼大局，但他偏偏盯住郭汝瑰不放，好像要抢毛人凤的饭碗，多次向老蒋举报郭汝瑰为地下党，多次举报无果，心理似乎有点扭曲，怎么看郭汝瑰的计划都不顺眼。
杜聿明毫不讳言他曾向顾祝同举报过郭汝瑰：“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，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，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。顾当时批评我：‘你不要疑神疑鬼！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，非常忠实，业务办得很好。’以后我对顾说：‘我指挥作战的方案，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。如果郭知道的方案，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。’”
郭汝瑰过得很清苦，杜聿明在蒋军将领中也属于“不贪”的，按理说他们应该有一些共同语言才对，但杜聿明却怎么看郭汝瑰都是地下党，这可能跟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也曾经是共产党员有关——曹秀清1924年就在榆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比我方一些将帅入党时间还早（林帅1925年，刘帅1926年，贺帅、徐帅和粟大将1927年），所以杜聿明在这方面的嗅觉比较敏锐。
杜聿明身在蒋家王朝，却不太精通官场规则，所谓他的计划不能让郭汝瑰知道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——从老蒋到陈诚、顾祝同，对郭汝瑰都是十分信任，而且总是把最重要的作战计划交给郭汝瑰的第三厅制定并督促执行，顾祝同怎么会有事情瞒着郭汝瑰？
实事求是地说，国民党方面的“徐蚌会战（我方称淮海战役）”计划，确实不太高明，但那并不是郭汝瑰一个人制定的，他上面还有一个“国防部次长（后为参谋次长）”萧毅肃。
杜聿明对该计划大加挞伐：“在蒋介石集团中集合何应钦、顾祝同等军事首脑和萧毅肃、郭汝瑰等主管作战的高级幕僚，竟然在‘守江必守淮’的方针下，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方案（实际上是会战准备部署）！”
“守江必守淮”最初好像是白崇禧提出来的，当时蒋系“国防部”制定的是两个方案供老蒋选择：第一方案是徐州“剿总”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，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，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、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，作攻势防御；第二方案是退守淮河南岸，凭河川防御，伺机转守为攻。
杜聿明认为老蒋采纳的第一方案简直荒唐透顶：“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，摆了数十万大军，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，只留一两个军，几乎等于不守），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，形成鼠头蛇尾、到处挨打的态势。据我了解，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。”
笔者听一位朋友说过：即使是错误的计划，只要上下一心去执行，也能达到预期目标，再完美的计划，如果各部门勾心斗角互相掣肘，结果肯定是一塌糊涂。
当年蒋军高级将领本事未必有多大，但大多相当自负、骄狂，都喜欢自行其是，于是一人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，再加上老蒋朝令夕改越级指挥，所有的计划都会成为纸上谈兵，根本就得不到有效执行，就更别提“友军”协同作战了。
杜聿明也承认，蒋军在淮海一败再败，一个兵团又一个兵团填进去，老蒋要负主要责任：“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，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。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，并未作全盘考虑，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亦未加慎重考虑，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、勾心斗角，怕刘汝明、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、不稳妥……”
老蒋对大多数部下都是“相对信任”或“用人而疑”，他认为自己能在军阀混战中获得最后胜利，肯定是比所有的人都强，所以原本也是军阀之一的白崇禧，也不被他完全放在眼里，不管白崇禧说什么，他都不喜欢，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：“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，而是讨厌这主意（指在东北不休战）出自白崇禧，纵可打一全胜的仗，他也宁可不要。蒋先生就有这样嫉贤妒能、宁饶敌人、不饶朋友的怪性格。此事说出去，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，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，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。”
杜聿明也犯了老蒋一样的毛病，只要郭汝瑰制定的计划，他就一定认为是在挖坑，尤其是在撤离徐州、途中去救黄维兵团的过程中，他更是把郭汝瑰的方案批得一文不值。
郭汝瑰在最高军事会议上说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：“目前共军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，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，如继续攻击，旷日持久，徒增伤亡，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。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、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。”
杜聿明一听郭汝瑰说话就来气，他当场质问：“在这样河流错综的湖沼地带，大兵团如何运动，你考虑没有？”
是“救黄维”只是公开的说法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蒋军主力撤离徐州，这一点老蒋清楚，杜聿明也明白：“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，救出徐州各部队。”
逃离徐州是目的，救黄维只是借口，或者是搂草打兔子，杜聿明和郭汝瑰争论的焦点，实际是走南线双沟、五河水网地带，还是走北线经永城到达蒙城、涡阳、阜阳间地区。熟悉解放战争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，我军布下的口袋阵，就在杜聿明坚持要走的北线上，杜聿明自以为瞒过郭汝瑰，就消除了消息泄漏的风险，实际上还没等杜聿明从南京回到徐州，他的撤退计划就先他一步传遍徐州，他的“保密”保了个寂寞。
杜聿明坚持走北线，完全是对军情的误判，他回到徐州，还对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及高级幕僚说大话：“预预料这次迅速决定撤退的行动是成功的，依照共军平日作战的规律，每经过一次激烈的战役，至少有两个月以上的休整，我看共军只可能有一小部分部队留置在徐蚌地区，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并牵制我军的行动，绝不可能在吃掉黄百韬兵团之后，还未曾消化得了，就有持续作战的能力。兵贵神速，这次撤退的行动正钻在他们大战后的间隙中，达成预定的任务，以退为守，以救出黄维兵团为目的。”
懂军事的读者诸君自然能看出，还是郭汝瑰的判断比杜聿明准确，实际郭汝瑰的计划，只会是杜聿明丢掉重武器，但还能保存一些部队，这计划等于给杜聿明留了一条活路，也算丢车保人，让杜聿明先逃出徐州，再寻机将其消灭——如果郭汝瑰制定的是谁能看出是把杜聿明一下子推向绝路的计划，容易被看出破绽，也难以获得老蒋和顾祝同的批准。
郭汝瑰也没想到，他原本想给杜聿明集团留半口气，杜聿明却一把掐住了自己的脖子，偏要走北线不可，这就是为了保住坛坛罐罐，连命都可以搭进去。
杜聿明因为怀疑并反感郭汝瑰东莞配资平台，所以不管郭汝瑰怎么说，他都要反着做，这才是他自走绝路的根本原因，同时这也是蒋军内部勾心斗角互不服气的一种表现，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：如果杜聿明真按郭汝瑰划定的路线迅速出逃，还会被困在陈官庄以致兵败被俘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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